医护人员保护我们的身体，谁来保护他们的心？
来源：Dr Why
1月23日那天，结束了一天的工作，Why君终于迎来了一年中的第二个长假：春节假期。
本来对于包括Why君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来说，2020年春节也不过众多春节中的一个，大家回家的回家，留在北京的留在北京。本Why的一个护士小姐妹还说，父母给她安排了相亲，叫她过年一定抽时间回家一趟，哪怕就一天呢，平时护士工作忙，根本没时间，过年了总得抽出一天吧？
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个春节，别说相亲了，这位小姐妹连家都没回上，她随着医院组织的医疗团队，驰援湖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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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一直关注疫情的大家对这个故事肯定不陌生，医生小张，护士小李，都可能是它的主人公。
在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里，不少同理心比较强的网友都出现了“幸存者愧疚”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远离抗疫第一线的网友尚且如此，每天接触患者的大批医护人员的心理负担会不会更重？还是说，他们作为医护人员，已经“看尽生死”，心理更强大，更不容易陷入糟糕情绪呢？
他们也会“害怕”吗？
在这次疫情中，大量的患者需要收治，医护人员承担巨大的身心压力，包括过度劳累、高感染风险、防护措施不足，来自患者的负面情绪和无法挽救患者生命带来的挫败感，歧视和孤立，以及无法时常联系亲人等等。
这让他们失眠，焦虑，抑郁，甚至产生恐惧和愤怒心理，还有一些医护人员会表现出过分兴奋和不愿意休息，且拒绝专业人士的心理援助[1]。
这是当下的一些情况，疫情结束之后，他们就会“痊愈”吗？不一定。
2003年，同样引起世界性灾难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爆发，影响了近30个国家和地区。
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北京的一家参与过SARS救治的大型医院进行了抽样调查[2]。
他们抽取了医院的549名员工，涵盖不同的年龄段，专业类别（医生、护士或医院行政管理等工作人员），以及不同程度的工作暴露。
有10%的医护人员在疫情发生之后的3年内，至少曾有过一段时间，创伤后应激（PTS）症状的水平处于很高状态，他们中有近一半是当时近距离接触SARS患者的，越是疫情期间暴露在危险环境下的，PTS症状水平越高，当下谈论起SARS时的恐惧感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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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过去3年了，但这些PTS症状水平高的医护人员中，有40%在接受抽样调查时仍然具有较高的PTS症状，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和人际交往，单身和收入低的风险增长了好几倍，甚至是十倍多。
另外一项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医院里开展的研究同样得到了和中国医护人员研究差不多的结论，而且他们之中自述经历过严重心理困扰的比例更高，达到29%-35%[3]。
是什么让他们感到“害怕”？
从这些调查报告来看，医护人员并不会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就拥有更强大的心理，他们也同样面对着或轻或重的心理困扰。
总的来说，引起医护人员心理困扰的因素可以分为三大类：特殊身份、中介因素和人格特质[3]。
特殊身份一层是医护人员的专业身份，他们直接接触患者，对患者负责，在过去关于SARS的研究中，这是最主要的心理压力来源。
另一层是他们的家庭身份。在疫情期间，无论是因为工作太繁忙还是路程太远，医护人员回家的频率都会降低。不但如此，他们也会担心自己将病毒“带回家”，从而有意地减少与家人接触。
其他研究还显示，与未婚或离婚的相比，已婚医护人员对疫情的恐惧感更强烈，类似的差异也在“无孩家庭”与“有孩家庭”之间存在[4]。这可能表明，承担更大家庭责任会增加医护人员对传染病爆发的恐惧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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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中介因素，中介因素涵盖的范围比较广，包括社会隔离、污名化、高强度的核查以及工作压力。
社会隔离主要指的是将医护人员与同龄人、家庭和社区，甚至是彼此之间隔离。一方面，疫情会让医院变得异常拥挤，与平时相比，主观感受更加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投入工作导致了医护人员与其他人的隔离。
另一方面，医护人员之间也会被要求避免不必要的接触，分开用餐，保持安全距离开会。再加上厚重的防护措施增加了他们的沟通困难，降低了沟通意愿。
不过相比社会隔离，污名化带给医护人员的心理困扰可能更严重一些。这次的新冠肺炎爆发后，在外国出现了一些对华人的恶意攻击，甚至有留学生被殴打。
这种歧视和污名化同样也会发生在医护人员身上，一些人会把他们看作是“病毒携带者”，刻意躲避，增加对他们的苛责。
SARS期间，在加拿大就有这样一个案例：多伦多媒体报道了一名护士被感染的新闻，她在确诊前疑似乘坐过客运列车。当时这名护士受到了很多指责，比如“她一个护士，自己出现了SARS症状不知道吗？还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蠢死了！”[5]
这种对他们专业身份的“否定”和苛责很容易给他们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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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的核查主要发生在医院内，疫情期间，医院对医护人员的健康状况高度警惕，有些会要求他们每个班次开始前测量体温，报告病毒感染相关的特异性和非特异性症状。
虽然这些措施对保护医务人员，尽早发现感染是很有效的，但是频繁的健康状况核查可能会让他们感到焦虑和过度警觉。
工作压力方面，除了治疗和照顾大量患者带来的困扰，还包括因为人手不足被分配到了自己不熟悉不擅长的工作，在这种时候，同事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也会增加。
最后说说个体特质。从心理学上来说，有一类人格特质叫做“不安全依恋”，它与一个人的社会适应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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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研究者把不安全依恋分为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前者的他人表征是消极的，倾向于避免和他人保持亲近的关系，而后者的自我表征是消极的，倾向于自我怀疑，在和他人交往中会经常担心被抛弃。
以前就有研究表明，不安全依恋这种特质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在SARS发生后的分析中也发现，不安全依恋是独立于其他影响因素的一个会增加医护人员心理困扰的个体特质。
如何能够帮助他们？
无论是SARS还是新冠肺炎，医护人员们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从已经发生的“灾难”中归纳总结经验和教训，才能在以后发生同类事件时更好地保护医护人员。
从心理学上来讲，第一点就是，在广泛实施感染控制措施时，必须考虑人际隔离的成本。
每一项决策的制定如何在严格和人性化上取得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对医护人员之间及他们和社会之间的接触的限制需要有多严格？如果限制接触不能避免，能不能考虑鼓励通过其他方法增加沟通和人际支持？像是电话、邮件之类的线上方式，减轻医护人员的孤立感和由此带来的心理困扰。
其次，即使是专业人员，对传染病的认知也是有差异的，在危机发生前，对专业知识进行培训，保证医护人员充分了解相关知识可能会增强他们在工作中的信心。
在此基础上，完整充分地传达疾病相关信息也是必要的，这和我们常说的“恐惧源于未知”是差不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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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是向他们提供实际的支持。在这次新冠肺炎爆发后，针对医护人员过度疲劳，不愿意接受心理援助的情况，心理援助小组就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干预措施。
他们建议在医院里开辟单独的休息区，增加医护人员的休息时间和舒适度，保证食物和生活用品的供应，给他们拍摄一些工作时的短片，分享给家人，减轻双方的担忧。在保证医护人员休息充分的基础上，开展休闲活动和放松培训，心理咨询师定期走访休息区，主要负责听医护人员讲讲他们在救治患者时的故事和遇到的困难，帮助他们排解和疏导不良情绪[1]。
总之，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疫情爆发带给医护人员的心理困扰都是需要一定时间去“消化”的，如果消化得不好，会产生长期的PTSD，影响他们的生活和职业生涯。
因此，对医护人员的心理，要和对他们身体的保护一样重视，这样才能全方位地，真正地保护我们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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