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健康界
作者：王晓苒 赵修武
穿着睡衣，左手带着复健支具坐在沙发上，头发短短的，看上去精神状态不错。
陶勇，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从江西考入北大医学部，师从眼科权威黎晓新教授。多年来专攻葡萄膜炎的治疗，35岁就升任副主任医师。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崔某砍人的理由只是“不满手术治疗效果”……
崔某是朝阳医院眼科的一名病人，之前由另一位医生给他做过一台手术。术后不久，崔某出现术后并发症——脉络膜上腔出血。
脉络膜上腔出血是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很有可能会导致失明，而且该手术难度系数高，全国只有少数几个医生能做这门手术，陶勇就是其中之一。
陶勇为崔某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崔某也在术后恢复不错，已恢复了部分视力。可崔某没有对陶勇心怀感激，反而觉得自己花了钱，却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为此，他对医生充满了愤怒。
为实施对医生的报复，崔某带着新买的一把菜刀到了朝阳医院。他先去找了最初为自己做手术的医生，但对方当天没有出诊，然后，陶勇就成了崔某的下一个目标。
他带着刀冲进了陶勇的诊室，乱刀之下，将自己的怒气发泄在了陶勇身上。当时若不是周围有人不顾性命阻挡，陶勇很有可能死于崔某的刀下。
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骨外伤、枕骨骨折、失血 1500 毫升。随后的7 小时，陶勇经历了人生中的最大的一场全麻手术。
陶勇被砍一事很快传遍全网，他8岁的女儿得知后问大人：“我爸爸是好人，为什么砍他呀？”
是啊，救死扶伤的陶勇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有人用刀砍伤他呢？谁都给不了她答案，只能告诉她，也许有好长一段时间，爸爸再也不能抱她了……
一个前程一片大好的医生，在乱刀之下倒在血泊中。他的左手臂受到严重伤害，可能再也无法拿起手术刀，也无法在手术台前治病救人了。
事发前，陶勇曾是中国顶级眼科医生，用他的那双手挽救了无数个生命和家庭。
出院后的陶勇，首度公开发声。“作为幸存者，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来呼吁社会关注医患关系。”经历了人生当中最黑暗、最沮丧的时刻，陶勇至今未曾等到施暴者及其亲属的一句 “对不起”。他说，“我不把自己埋在仇恨里，不代表可以宽容他、谅解他”。从法律角度，他要求严惩凶手，“否则这也是对其他医务工作者的道德绑架。”
在陶勇看来，安检似乎是目前降低恶性伤医事件最可行的办法。此前就有不少“医院应设置安检”的呼声响起，其中不乏众多网络大V的发声。
微博认证为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血管外科副教授的@孙宏涛医生 就是发声者中的一员，他明确表示，“有一线希望就应该去推动（医院安检）！”
此外，他在4月4日全国哀悼日之时专门撰文指出，“体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也不是一个人、一个群体独自能改变的。保护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维护医疗单位的正常秩序却刻不容缓！不能再等！”也有微博认证为法官的博主发文呼吁，“医院应该实行安检制度，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2019年12月31日，广西南宁市就要求市属各三级医院在2020年1月6日前完成安检通道设置，要求实行“先安检，后看病”。在1月6日试运行安检规定的当天，广西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就“收获满满”。查获出各类刀具10多把，其中包括1把管制刀具。
事实上，针对医疗暴力，近年来国家已相继出台多个法规。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颁布，首次将“破坏医疗秩序行为”纳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2016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9部门联合开展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击涉如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2018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施行，要求公安部等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并倡导更多途径解决医疗纠纷。2020年3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 提出建立六项安全防范制度措施对高风险就诊人员防范性陪诊，赋予医务人员避险保护和医院有条件暂停诊疗权利等。
但在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看来，本次规定草案的意义很不一样。“目前为止，我没有见到比规定草案，更强有力的地方法规。这份规定草案，表明了北京对治理医疗暴力事件的决心。”
邓利强解释到，规定草案未来由人大通过后，成为地方性管理规定，与之前的措施、意见、通知等文件，法律效力完全不同的。“当这份文件公布后，医院肯定要按照规定去做。”
从措辞上，规定草案中多次使用“应当”一词。例如，医院应当建立安全检查制度等。“规定为‘应当’的，通常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按照规范要求履行。”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聂学提到，和“应当”对应的是“可以”一词，“可以”是权利性规范，选择性执行，可以照做也可以不做。
邓利强认为，北京的决心还体现在规定草案中对七大类侵犯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扰乱医院安全秩序的具体行为，明确处罚措施。其中包括“恐吓、威胁、谩骂医务人员”，邓利强告诉健康界，之前对于语言威胁医务人员这一行为，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确惩罚措施。
虽然每次暴力伤医事件过后，都有人呼吁医院应该设置安检，但同时也有反对医院设置安检的声音。原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就曾撰文讨论过医院是否该实施安检，他在文中明确表明立场：医院安检一定是弊大于利。“最大的弊是无助于医患关系的融洽，有悖医患之间的伦理；最大的利是使医者稍安下心来为患者服务。安检并非解决所有暴力伤医的可能，目前检的可能是利器，以后是否发展到连液体也检查呢？希望不要！”此外，医院实行安检，其初衷在于给予“天使们”最好的守护。但另一方面，“如何降低安检可能对医院正常运行造成的影响？会不会贻误重症患者的治疗时间？”“把爆炸物、枪支、冷兵器等危险物品拦截在医院之外，就不会发生伤医事件了吗？如果真的想伤害医护人员，随手抄起的一支笔会不会也可能变成凶器？”总的来说，部分声音认为，实行医院安检，似乎对抚慰患者及家属情绪、避免紧急时刻应激反应、建立医患信任关系、提高救治效果等方面收效甚微。
出院后的陶勇，左手还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三个月是最佳康复期，现在主要恢复期已经过去了。他说，“目前，左手几乎没有任何知觉，主动的运动状态下还是不太行。是否能重回手术台？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并不乐观。”
他说，“我自己遇到劫难，但我不想把自己埋在仇恨中……我还想继续在临床上工作。”
那些可能会失明的孩子呢，谁该为他们负责，让他们重见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