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我遇见了她
来源：最后一支多巴胺
作者：最后一支多巴胺
东风很冷，它从衣领和裤脚处钻进我的身体，伴随着血液到达全身的每一个毛细血管。
这种冷甚至让人怀疑自己温血动物的身份，让人对春天的希望和温暖满是渴望。
不久前还轰轰烈烈的急诊抢救室在沉静中有些略显寂寞了，我的病人们要么被收进了专科病房，要么住进了留观病房，要么放弃了治疗，要么已经抵达了那个没有病痛的地方。
不知何时，搭班护士赵大胆已经关闭了急诊走廊中一半的LED灯。
这样做是为了节省电力资源，却又给现实笼罩了更多悲伤的氛围。
凌晨三点的急诊室竟然犹如冰窖一般的寒冷，那些白中透黄的地板似乎也在瑟瑟发抖。
几日后便是除夕，是一种仪式感很强的结尾或开始。
但，有些人却永远也没有了这样的结尾或开始。
在这样冬季的凌晨，我孤单的影子无数次快速的穿过了急诊走廊，一转身便拐进了厕所。
然而，事实上我知道，夜行的并不是多巴胺一个人。
“我每次深夜上厕所的时候，都能够想到那些被我送走的人。”说出这句话后，我知道赵大胆肯定以为我患了精神分裂。
我的躯体自然是没有患病，我的内心也只不过在顽强的对抗着时间罢了。
有人说：“时间是忘记伤痛最好的良药！”。
也有人说：“只有痛了，才能懂得珍惜。”
可是，这痛却无时无刻不再提醒我们：有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有些生活是我们不得不去经历的。
可是，已经慢慢老去的我却依旧将他们牢牢的记在心底。
虽然他们只不过是我人生中的匆匆过客，但是在无数个祈及黎明的夜班之后，我依旧难以忘怀。
这个故事我曾经无数次提起过，每一次都让我自己眼角湿润。
今天再一次提起，是因为我在急诊的凌晨再一次遇见了因为高热、肌肉酸痛而前来就诊的她。
“春节回不了家吧？”她带着沙哑的声音问道。
只有了解这个行业的人才会如是问，而不是问：“春节什么时候回家？”。
虽然春节回不了家，但是除夕夜多巴胺却不用上班，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安慰补偿了。
“你呢，怎么过？”
我始终还是忍不住小心翼翼的问了起来，因为很多年前我亲自送走了她的丈夫，因为她的孩子始终在身在外地。
写好病历，开完处方，目送她离开，就像同多年的老朋友分别一样。
我一抬头便看见她已经有些鬓白的发髻，再一次看见了她衣领上尚未融化的雪花。
时光恍惚，人心憔悴。
一时间，我竟分不清她是刚来到凌晨的急诊还是从数十年前的病房离开。
这个人，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熟悉而又陌生。
熟悉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们总是会在医院里相遇，陌生是因为我们之间的话题永远都只有病痛。
这个背影，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无奈而又悲痛。
无奈是因为每一个都会慢慢老去，都会被岁月压弯了脊梁，悲痛是因为无数个这样背离医院的背影都不可避免的走向一个终点。
那一年，北归的燕子姗姗来迟。
我拿着主任用了多年已经泛黄却很好用的听诊器在丈量着我刚起步的医学生涯，充满了激情和理想，从没有体验过痛苦和悲伤。
一个人管着16个病人，书写着山一样高的病历。
她突然走进了肿瘤内科的病房，带着期望和失望。
“这里还有病床吗？”从几十公里之外赶过来询问病房的她嘶哑着声音问道。
她的衣服上还散落着未融化的雪花，她的眼睛里还书写着一个家庭的悲伤。
患者是她相濡以沫的丈夫，肺癌晚期的事实正在无情的带他离开这个浮浮沉沉的人世间。
我看着她拿过来的检查单，在心中已经为他宣判了死刑：“颅内转移、肝脏转移、腰椎转移、胸腔积液、腹腔积液、低蛋白血症、重度贫血、低钾血症、低钠血症…….”。
那个时候没有人在乎临终关怀的重要性，因为医生感受不到病患的临终的痛苦和恐惧，因为病房永远要优先为那些还有治疗价值的患者服务。
那个时候我甚至还从来没有意识到：人绝不是由一个又一个简单的器官组成的生物体，人还有思想，人还有尊严。
“还有一张空床，但是已经预约给了一个新发现肺占位的患者。”主任很为难的摊了摊双手。
在主任拒绝她的那一刻，我从她的眼神中看见了一丝绝望。
我赶紧转过身去继续书写病程记录，因为我还没有学会拒绝。
夹杂着雪花的风从没有关严实的窗缝中挤了进来，将我放在案头的文书轻轻掀起。
彼时彼刻就如同此时此刻，零散的雪花从窗外飘散进来。
时光已临近春节，每个人都归心似箭，朝着家的方向前行。
光阴已被生活耗尽，有人还在奋力挣扎，背朝着家面向着希望。
我探出头去，远远的只看见她继续站在主任办公室门前，就像城市广场中央的那座数十年不曾变化过的烈士雕像一般。
她的坚持换回了主任的妥协，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丝希望。
主任将已经预约床位的新发肺占位患者移到了走廊加床，将几乎已经被宣判了死刑的他收进了病房。
有人说：“主任什么病人都收，这个病人已经处于临终阶段，没有任何治疗价值。”
甚至我也有一丝焦虑，因为这样的病人往往意味着厚厚的病历和化验单。
生命的尊严到底该如何得到保证？
医者的爱心到底该如何得到体现？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整体的人，而不是一堆简单的疾病名称。
我们要治疗的是一个人的整体，而并非单个器官的功能障碍。
比如她的丈夫，一位被发现肺癌十个月的59岁男性。
因为已经处于肺癌晚期，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所以已经没有医院愿意接收他。
我根本不愿意说起原因，因为那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太无情，也会让你觉得这个人世太功利。
什么叫做没有治疗价值？
难道说治疗价值就是治愈或者康复的话，是否有些太狭隘？
难道说减轻一个将死之人的痛苦就不能体现治疗价值吗？
抛去治疗价值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在能预计到患者即将死亡的结局后，人心最无奈的现实之中，他们考虑的是会不会有纠纷，而不是患者如何安详的离开。
那一天，她带着湿润的眼角站在我和主任的面前：“我知道他活不了几天，可是我做不到眼睁睁的看着他死掉。那样的话对他太残忍，对我也太残忍。”
在得到她的承诺后，主任为她办了住院证。
当我第一次看见患者的时候，我深深的震惊了。
已经骨瘦如柴处于恶液质状态的患者竟然还强装着微笑谈笑风生，而不是我想象中的那般消沉萎靡。
他是当地一所大学研究院的教授，时刻都在保持着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体面和风度。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伙子，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有什么话你直接和我说吧。”
第一次为他胸腔穿刺时，或许他看出了我的紧张，安慰我说道：“如果在我这样半个死人身上都穿不好，你以后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只管来穿刺！”。
当时，心高气傲的我觉得他小看了我。
多年后，这句话却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让我感动不已。
北归的燕子终于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也慢慢带走了他所剩不多的生机。
终于有一天，在经历了短暂的昏迷之后，他气喘吁吁的告诉我：“还有三天就是我六十岁的生日，帮我撑过去！”。
年轻的我并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因为他的病情已经完全脱离了控制，随时可能会导致死亡。
我甚至在心中默默的想：“如果我轻易的告诉他和家属还可以撑几天的话，会不会惹上麻烦？”
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明白：在科学之外，还有着人心。
我后悔当时自己的沉默，我后悔当时自己没有给他一个善意的谎言。
病房外，妻子一边准备着寿衣一边淡淡的告诉我：“女儿说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要给他一个惊喜，其实那有什么惊喜，只是不想让他轻易的睡过去。”
那天下午，他还是走了，带着遗憾走了。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鼓励我的话。
直到如今，我依旧在后悔没有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那怕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谎言。
许多年之后，我才慢慢明白，为什么那北归的燕子总要姗姗来迟？
因为它们正忙于衔着春天的骨架，铺在我们去时的路上。
我没有想到在春节之前，竟然在急诊再次遇见了这位老朋友。
看见她、她鬓白的发髻、她衣领上的雪花，几乎在一瞬间我便想到了许多年前的往事。
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有一些人们，是我们终究要分别的。
我们是陌生人，却总会在医院里相遇。
我们是朋友，却总是要在人间分离。
无它，每个人都在同时间赛跑而已。
无非，每个人都在向死而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