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编制后医生怎么办？

来源： 999适道仁心

2016年8月20日，北京站作为系列沙龙的最后一场，围绕去编制化展开讨论，院长们各抒己见，妙语连珠，沙龙完美收官。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雷海潮对本次沙龙的话题分享了三点看法：

“我的第一个观点，医院的编制管理是现代医院制度当中的一个基础性的核心内容，而且它比其它的包括薪酬管理、成本管理、绩效管理等内容更加基本而重要。

第二，编制管理实际上是政府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一个底线要求。也就是说规定我们在当前的财力，在当前政府管理的能力，我们要想满足基本的医疗服务需求的话，政府作为医疗服务的组织方、管理方和提供方，最应该提供的底线是哪里？其实编制管理就是起这个作用。

第三，编制是编办定的，但是一个机构当中的床位数这是由卫生行政部门定的。涉及到公立医院的时候，要想组织一个对老百姓底线的基本卫生服务，部门之间是分散的，职责是错配的，我们的人员跟设备、床位生产要素之间是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可是我们彼此分割管理。编制部门、财政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彼此在公立医院最低管理规模方面没有统一有效的协调，或者说这种统一有效协调的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编制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编制是岗位设置核定收支和财政给予补助的依据，所谓的全额拨款、差额拨款根据在编人员的数量负担，这条消息引起业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编制改革到底怎么操作，将产生哪些影响？

杨锦麟：当社会主义的三大主要标志住房、教育、医疗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变迁，八百万医务工作者首当其冲，在纵深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他们何以生，其实刚才已经触及到一个话题，就是编制的问题。西部地区的人才一定会流失，编制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但是对发达地区来讲也许我们对东部地区的人才流动会是泰然处之的态度，这跟我们国家的整个医疗资源倾斜和分配相对不合理是有关系的，编制带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北京妇产医院党委副书记任静：

编制背后还牵扯到很多的问题，比如从人才培养，还有职称的问题。对于医院，市场竞争必然加大，各级医院的资源配置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取消编制应该说做一个统筹考虑，才能推得更好。

杨锦麟：高等院校老师的编制已经开始要去编制化了，对这个问题几位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胡占升：

去编制化一定是对我们人才的流失。我们培养一个人才会有年限，资金的投入，没有一个完备的机制就让我们去编制化，那实际上用东北话讲是便宜了民营医院。如何让这种人才真正流动起来？应该给我们一个充分的准备，这种准备就是游戏规则。对于人才的流动，足协你一个转会还得花点转会费吧如果随便去流动的话，对于我们大医院和高校来讲真是一种流失。

有人认为你们医院一边诟病着体制的约束，同时又享受着原来的体制，你还不让我们去编制化？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公立医院公益性不受编制制约的话，我想这种改革应该是成功的。

南京脑科医院院长刘宏毅：

我来自南京脑科医院，拿精神疾病来说，它在基层是非常缺少医生的，唯一让他们留在那儿能够坚持开展工作的也就是因为编制和固定收入，所以要改革配套需要完善。

杨锦麟：没有配套和未雨绸缪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捣蛋，这样的历史荒唐其实很多，长官意志诸如此类，包括高等院校大学城现在一塌糊涂，但是没办法。一个事业一个政策它的成功其实有两个主要要素，一个方法论，一个是细节。围绕这个问题来讲细节就是配套，方法论这个方向对还是不对。我们不谈医生，我们谈我们的配套，去编制化假定去了之后，患者成本会不会增加？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会不会更严重？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赵永恒：

编制改革以后就医成本，看病贵和难应该分开看。从看病难来讲，去编制后人才流动会增加，随着待遇导向，民营医院兴起，高等的附属医院或者省级医院人才流动到民营医院去，这个资源下沉和重新配置会改善看病难的问题。看病贵的问题不是由编制改革能够带来的，看病贵它的成本是什么？物价收费是发改委决定的，如果说由于编制去掉以后医生的诉求得到满足了，比如原来一年挣10万，现在30万了，人力成本增加了，其它社会收费发改委不变的话，肯定会增加就医成本，因为人力成本单项增加了。所以这两个问题要分开来看。

杨锦麟：假定真去编制化，我们探讨一下它的不良后果是什么？

刘宏毅：以精神病专业为例，如果去编制化以后会不会发生年轻医生的转行？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每年因为精神病患者所导致的恶性肇事案件居高不下，这其实和基层的三级网络构成是有很大关系的。

杨锦麟：在医疗卫生如果去编制化之后，执政体系社会管理体制里面的医疗体系去了编制化之后，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怎么面对？

任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遇到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作为医务人员，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应该是必须上，冲上去，这跟我们的编制没有太大关系。

杨锦麟：医疗纠纷处理的难度会不会更大？

赵永恒：这就是配套的问题。国内医疗责任险完全没有像美国买，独立医师有责任险，现在大部分是医院支付，很多医院有不同的比例，假如去编制化成立独立的执业人员肯定会着重这方面的医疗责任险的推动，对社会的文明发展来讲应该是重要的一步。平时工作中出现医疗纠纷，行政主管部门给医院更多的是压力，其实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去编制化，医院肯定会走法庭。主管部门给你的压力赔的时候医院就放弃这个权利了，真正打官司，但是要是法人不一样，这个官司打赢了自己能节约多少，成本要算。我们会花钱请律师，也比被动地冤枉赔要少。

杨锦麟：经常有媒体说取消编制最大的反对者是医院管理层，因为他们失去了向上要钱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同时失去了一个约束下属的手段，会是这样吗？

胡占升：不会吧，对医院来讲，这个去编制化反对无效，更增加了我们对员工的管理。你可以走，我可以要别人，我们流动得更好一些。但一定是在准备到位的情况下，否则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后患。

赵永恒：结合国外的经验肯定不完全去，可能是优化编制管理。国家这么大，又是民生工程，没有国家保底完全去掉肯定可控力会差一点。去编制化对医院的领导来讲，管理上更像企业化的职业管理。而院长不再是行政人员，这一点其实对于各级卫计委和政府来讲，他们觉得不可控，也许这才是阻力。

“以人为本”不是光给好处，而是对人性的洞察

提起“以人为本”,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其实很多医院的管理中尚处在模糊阶段，各个医院的管理者，对于这一话题，又是如何理解？在管理中如何从医生和患者的角度去考量，从而实现更好的管理？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医一院）真正地把“以人为本”做到了极致，这也是该院荣获2015年亚洲医院管理金奖的原因。谈及这个话题，一手改造温医一院的陈肖鸣院长分享了他20年来的管理心得，从他的经验中，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人文情怀。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院长陈肖鸣：

以病人为本，把员工放心上把病人放心中不是光给好处。以人为本体现在对病人的关照，民营医院说以人为本，我们要高档服务，结果买个沙发泡个咖啡。我请问，病人到医院看病是坐沙发喝咖啡的吗？他那种焦虑、担心，他到陌生的地方，比如现在护士早上5：30开始量体温，人家在睡觉，住院病人的待遇比他家里要差很多，无穷无尽的干扰，量血压了，本来睡觉了又定时量血压。我们能不能改？比家里要差很多。我医院全程全面关怀，病人来医院要坐车，那么我在医院建一个车站，停下来就看病。在家里他挂号成功就给他发短信，到了医院，我们把这个流程全部给他做好，不必排队。

对医务人员的关心，我们想流动，我们不要编制可以的，不想流动的时候我们有编制多好。我们不去呼吁谁去呼吁？这是编制问题的说法，以人为本。

要面子也是人性，也是以人为本，我们法院判掉的案件是医院有问题的拿到全院讨论，有的医生说是不是我的名字不放出去？不行。因为我要起到一个威慑。

杨锦麟：各位院长对以人为本是怎么理解的？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委书记朱军：

医疗这个团体是最棒的团体。建国初期的，平均年龄35岁2015年是76.4岁，在北上广大城市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3、84岁，达到国际一流水准。孕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都达到一流水准，这些都是八百万医务团体做出来的，这30年当中做了很多，也受了很多委屈。到了医改的攻坚阶段深水区，好像并没有以我们这个团体来为本来尊重来考量，我觉得这个问题上需要以人为本。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任萍：

我对陈院长的医院非常熟悉，他们医院的管理和医院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多次向他们医院管理模式来学习，也在我们自己的管理当中不断应用。从对员工的以人为本方面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医生价值的体现，从员工入院有青年的科技基金、博士启动基金，选派中青年骨干力量研修，这三年多送了80多位，打造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对患者层面，用现代互联网的支付手段，我们有13种预约挂号的方式，解除患者排队同时有医联体下到基层去，远程心电、远程影像、远程病理等等，让最基层偏远地区农村的老百姓享受到大医院的资源，还有健康小屋进到社区。健康教育是社会最好的疫苗，我们从健康宣传和教育开始做到预防为主，不让他们走到疾病的最后。

山东省立医院院长秦成勇：

马斯洛提出来人类五大需求，我们现在注重第一第二层次的需求，生理和安全需求，但是对于社交、被爱和被尊重第四个需求重视的还不够，第五个需求自我实现。不管我们再怎么提以人为本，首先医务工作者要受到尊重，他们要实现自我价值。患者也是一样，患者不光治疗他们的疾病，更主要以病人为中心，也需要满足他们各方面的需求。

杨锦麟：陈院长的分享我作为一个来自香港的媒体工作者，我感觉太接地气了，太实事求是了，太不需要再抄党章了。

“取消编制意义非凡，首先能够使医生同工同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