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杏仁哥一起换个姿势看新闻 

 

最近乱七八糟的饭局去得多了，碰上了一拿了绿卡的美国老海龟。

 

他最近看了一个国内电视剧，演的是孕妇进产房了，发生问题了，医生问孕妇的亲戚，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儿。

 

 

美国老海龟张嘴就是：中国太愚昧了，电视台净演这些三观不正的电视剧，而且很蠢，在现代，现实生活中没有医生会问这么弱智的问题。而美国电视剧中，就绝对不会出现这么弱智的情节。

 

他越说越兴奋，甚至还扯到了中国医生整体素质不行...

 

这我可忍不了了，虽说杏仁哥也看不惯国产医疗电视剧的某些弱智情节，也常常在周报里吐槽吐槽我们的中国医改啥的...

 

但是，也由不得你一个外人评说！

 

 

也算他运气不好，碰到了我这么个博览群“剧”的人。

 

我当即就从百度云找出了2年前的美国电视剧蛇蝎女佣的一集。

 

 

美国老海龟看完终于闭嘴了。

 

 

生活中不止一次听到有人吐槽国内“看病贵、看病难”，甚至还埋怨指责医生冷血、不尽责、只看钱。

 

 

与此相对应的便是将国外医院奉上神坛——医生水平更高，看病效率更高，治疗环境更好，而且国外全民免费医疗。

 

 

博学多才的杏仁哥我又一次听不下去了，又一次拿出了真实案例...

 

 

 

 

最近一位宁波姑娘小伊分享了自己在国外就医的经历：

 

她在美国读书时胆囊结石发作，先是去一家社区私人诊所做了B超，但至少要等2天才能拿到结果，她只能先配点止疼药控制。随着疼痛加重，3天后的晚上，她又去附近的医疗机构看急诊，却被告之至少要等7个小时才会有医生接诊。

 

5天后，她的B超结果还没拿到，忍不了的她到了另一家诊所花费100美金加急做了B超，结果是需要手术治疗，于是她到医院预约手术，却再一次被告知预约专科医生至少要等4个月，手术费在4万-6万人民币之间，而且医保不能报销。

 

 

已经疼到崩溃的姑娘无法再等4个月，决定打飞的回国治疗。4月30日她坐飞机回国，并挂上了一家医院的门诊，5月2日，就被送进手术室，半个小时的手术圆满结束，术后医生又实施了快速康复，6个小时候就可以下床活动。

 

手术后第3天，姑娘顺利出院。出院结账单费用不到1万元。

 

“相差太远了！”小伊感叹道：“医生给做的微创手术，技术不比美国差，医生、护士的诊疗、照顾也很专业周到。”

 

 

大家千万别以为这只是个例，来看看我们分布在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们的那些“血泪史”吧——

 

@佚名：我堂兄上个月骑摩托车出了车祸，他没有保险，在医院里呆了四天。然后这次住院总共消费125991.11美元，约合人民币75万元

 

 

@泡了个泡泡_bubble：真实的故事：有个在美国留学的学姐，白天走在上学路上，突然觉得眼前一黑（低血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别叫救护车。

 

 

说真的，不出去看看，很多人是不知道家里的有多好的。

 

没别的说的，先为医生大大你们点个赞！

 

 

点完赞后，我们深入一点思考问题，为何外国医疗如此昂贵，而中国医疗又如此“廉价”？

 

或许，看完下面的这张表，你能知道一二。

 

这是16年统计的美国医生人均年收入——

 

 

而今年1月，中国医师协会发布了《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中披露，中国医师的平均收入，男性年平均工资是78702.83元，女性年平均工资是73294.47元。

 

这差距有多少倍呢？这笔账，谁又能算清楚？

 

而哪怕就是这个数，也还有很多医生大大觉得自己拖了数据的后腿。

 

 

这差距大到让人不忍直视，所以，医生的工资必须要涨！

 

2018年2月，在全国卫生计生工作会议上，薪酬制度改革被列为2018年十大卫生计生重点工作之一。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协调推进人事薪酬改革。

 

 

3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揭牌仪式并召开工作座谈会。会上，孙春兰强调要加快建立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充分体现劳动价值，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从中央出台的政策来看，医护涨薪的理想已经逐渐照进现实！

 

可是，政策毕竟是政策，看不见摸不着，实打实的人民币打到咱们卡里，放进咱们手里才能让人心安不是吗？

 

 

所以，我们更希望相关部门早日落实医护人员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待遇，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多的体面收入！让广大医护人员的年均收入不再拖后腿！

 

 

 

说完了老生常谈的工资问题，我们再来回顾那位打假英雄——谭秦东。

 

曾因文章被内蒙古警方跨省抓捕，并拘留97天的谭秦东于上周通过妻子刘璇的微博发表声明，就《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一文向鸿茅药酒道歉！

 

 

就在这篇道歉文发出后不久，鸿茅药酒也在第一时间回应，将撤回报案及诉讼。 

 

事件至今，虽然双方已和解，却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这样的发展是令我们意外的，但仔细想想又在情理之中。

 

 

也有做编辑的老朋友劝过我们，平常别老是揭自己国家的短，让自己的领导下不来台，最后倒霉的肯定还会是我们自己。

 

 

但我们始终相信，杏仁周报作为一个为医生们发声的平台，是有责任的，要真正践行我们平台的使命，要帮助中国医生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们答应了你们，所以我们必须发声！

 

好啦，自卖自夸也就到这了，关于鸿茅药酒一事，杏仁哥我答应你们，我们还会持续跟进，绝不掉链子！

 

 

 

 

院里那些小事

——共同讲述医生自己的故事

  

 

我是某县级疾控中心艾滋病科的一名检验师，日常工作主要负责HIV样本的采集以及检测。

 

初接触这份工作时，说不怕是假的，因此也算是边摸索边战斗。

 

接触了许多病患，经历了各种尴尬与战战兢兢，现在虽说不上百毒不侵，但至少是轻车熟路。

 

检验科的窗口很小，但透过它，我看到了另一番人生百态。

 

故事一：“怎么找对象？”

 

这个故事是我刚刚接触这一行时发生的。

 

来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HIV的人其实并不多，出于对隐私的考虑，很多人对疾控的恐惧甚至超过医院。

 

我们的门诊曾经接诊过一个病人——平日我一般不会称来检测的人为病人，但是那个男孩子一看就呈现着一种可怕的“病态”。

 

他坐在门诊部前面的台阶上，垂着头，看不清表情，只能看到苍白的脸，大夏天的套着一件长袖衣服，露出一截极细的手臂。

 

我心里咯噔一下，看了一眼，他确实是坐在艾滋病科的门口。当下我就有了几分了然，大概是发病了。

 

我喊了他一声，问他是不是来抽血。他点头，刚要起身，一个人连忙上来扶他，我这才发现，原来他身后一直站着一个背书包的老人。

 

老人看起来年纪也挺大了，但在孱弱的儿子面前，反而显得身体还算硬朗。

 

男孩在窗口前的椅子上坐下，这才抬起脸，他的眼周、嘴角长满了疙瘩，看上去很是瘆人。

 

我问他能不能把袖子撸上去，他缓慢点头,可试了半天也没成功。

 

我也没多想，就小心地帮他挽了上去。之所以用了“小心”这个字眼,是因为我无意中看到他纤细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针眼。

 

现在我明白了，他的针眼意味着什么，但当时的我并不懂，还很二地问了他，“你最近抽过血啊？”他似乎一愣，然后想了很久，才点点头。

 

我简单看了一下他的手臂，发现无处下针，有点不好意思地问他，“不然，抽另外一只胳膊？”

 

这时，他父亲突然开口，“医生，你这结果多久能出？”我一边帮他撸着袖子，一边回答，“两周以内。”

 

“不能快一点吗，我儿子眼睛这病，你们不出结果，医生不给我们治。”老人似乎有点焦灼，他看了儿子一眼，又有些期待地望着我。

 

我当时已经进针了，但是出血并不流畅，无奈，血管实在太细,而且干瘪。

 

我尝试调换角度,还得应着老人的问题,“我们这先初步检测，出来结果还要向上级反馈，等上级的结果出来，再回到我们这边，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大致在两周以内，快的话一周左右也有可能。”

 

“那你说医生非得等你们这的结果，不给结果说没法治，这是为什么？”老人继续发问。

 

他问到这里我有点明白了，他其实并不知道艾滋病是种什么病，也不清楚它的危害，所以他心里只想快点治好他儿子的眼睛。

 

我思考了一会儿，说，“具体的事情你还是问问大夫吧，我们这边只管检测。”老人幽幽地“嗯”了一声。

 

我给男生拔下针，对老人说，“您给他摁一下吧，五分钟左右，不出血了再取下棉棒。”

 

老人叹了口气，上前把儿子扶起来，低声嘟哝，“也不给治，这一脸疙瘩，怎么找对象。”

 

这时他儿子突然开口无奈地喊了一声，“爸。”然后转向我，“医生，对不起，我爸他不懂，以后有什么情况通知我就行了。”

 

我点点头，想了半天，说了一句，“下楼小心。”

 

男生笑笑，点头，“谢谢您。”

 

老人沉默着，浑浊的眼神悲喜难辨搀扶着儿子下了楼。

 

我看了看男孩子的身份证复印件， 1998年出生，顿时唏嘘不已。

 

老人还抱着传宗接代的朴素念想,但包括男生自己在内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愿望大概只能成为一个愿望了。

 

故事二：“我要结婚了！”

 

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中年男人。

 

这个人一进门诊我就注意到了，眼神闪烁，油头滑脑的。进了艾滋病科的门，他很小声地问道，“这边是体检么？”

 

接诊的同事当时正在做一份表格，没有注意到。坐在对桌的我便敲了敲她的桌子，她才抬起头，很温柔地问道，“你来做检测？”

 

中年男人想了一会儿，“我来做个健康体检，入职体检。”

 

同事皱了皱眉头，“健康体检在那边查体科，我们这边只检测HIV。”

 

中年男人打了个哈哈道，“我知道，我就是想来检测一下，看看身体有没有毛病。”

 

我们这就明白了，也不再过问他相关的情况，只让他填一下表格。

 

他拿起我们的表格看了会儿就放下，“我就是抽个血，填这么详细干什么？”

 

我重新把表格递给他，“这是上面的规定，您来检查HIV抗体，必须要填这个表格的。”

 

“不用了吧，医院里都不用这样的，你们这地方还这么多规定啊，我就是自己想有个数，你们告诉我结果就行，也不用给我报告。”他坚持不出示身份证。

 

“医院里也要身份证啊。”我刚想继续说，同事用手示意我不要说了。

 

“你要检测就填好表我带你上去，不检测就算了，没有身份证我们是不能做的。”说完她就低下头继续做自己的事，我也没再说话。

 

那中年男人哼了一声，站在旁边，半晌扔出了一张身份证。“我记得这事国家规定是要保密的，你们登记就登记吧。”

 

姐姐接过身份证，笑笑，“当然，为你们保密是我们的职责。”

 

带他抽血之后，我做的实验，初筛结果是阳性。

 

按照流程我们向上级反映了，几天后上级回馈过来的确证结果依然是阳性。也就是说这个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无疑了。

 

当一个病人确诊之后，我们会通知他本人亲自来取报告，同时会建议他，通知亲属尤其是配偶来疾控检测。

 

这里说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一般女人如果确诊，大部分都会通知自己的丈夫来检测；但是如果确诊的是男人，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他会选择隐瞒。

 

我只是说这个现象，不做评价。

 

这个男人也是百分之九十中的一个。他表格里虽然填写着未婚，但考虑到他的年纪，我们仍告知他，最好通知他的性伙伴来检测一下。他想都没想就否决了。

 

第一次跟他沟通，我们被挂了电话。但是按规定，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必须进行流调（流行病学调查）和定期随访。

 

于是第二天，我们又打了一个电话。同事换了一种说法，“我们这边按照要求必须要到您家消毒，并且向您的家人普及一下防护知识。希望您能配合一下。”

 

当然，没有这种规定，同事只是希望能尽可能多了解一些信息，毕竟这个人东拉西扯没有几句话是真实的。

 

这次他的态度依旧很强硬，“我跟你们说，你们别来！我爸妈都不知道！我就要结婚了！你们要是给我搞砸了，你们可等着吧！”

 

第二次沟通，依旧以被挂断电话告终。

 

但令我最震惊的不是我们被威胁了，而是我听说他要结婚了。

 

对于艾滋病人的绝对隐私保护，其实我到现在都是不支持的。

 

国家制定这项规定的初心是希望艾滋病病人可以免于被歧视，但却也成了部分人危害他人、报复社会的筹码。

 

艾滋病人是弱势群体，但绝对隐私保护却将健康人置于更弱势的境地。这实在太可怕！

 

当然，我不否认一部分患病的人是可怜人。但是很多都是老鼠屎，他们祸祸的可不是一锅粥那么简单。

 

后来的随访我没参与，听说他真的结婚了。

 

什么时候人最无奈？大概就是这种时候，明明知道结局却无法做任何事。

 

我曾问过，我们可不可以报警，前辈们给我的回答都支支吾吾，这里面，有太多我们不能左右的事情了。

 

故事三：卖孩子的艾滋病妈妈

 

最后这个故事，是我听科室的前辈们说的。故事发生在这个世纪初，我们这边妇女儿童医院报了一例艾滋阳性病例，是一名艾滋妈妈。

 

这位妈妈其实是知情的，但由于当时医疗水平也有限，并没有经过任何阻断，就把孩子生了下来。孩子不出意外地中奖了。

 

后期，疾控人员在做流调的时候，发现这位艾滋妈妈是缅甸人，中文并不好，来到我们这是因为嫁给了我们当地一个村的村民。

 

这个村怎么说呢，是个名副其实的贫困村，村里老少光棍有一堆，为数不多的已婚的多是这种情况，娶个外国新娘，或者用“买”更合适一些，只是为了传宗接代。

 

单位里的前辈去家里做随访的时候，见过这位朴实的农民。

 

典型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麦肤色，笑起来憨憨的，脸上有很多沟壑。

 

家里十分简陋，简陋到连张桌子都没有，只有两个破凳子，一坐上去还吱嘎地响。

 

对于他热情递上的，用大茶缸盛的井水，前辈们没敢喝。

 

这件事情到这里我觉得已经很悲哀了，结局却比这更惊人。

 

缅甸妈妈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并没有带回家，也不进行治疗，而是转手卖给了外省的一个买家。

 

买家同样很穷，无子，买这个孩子几乎要倾家荡产。

 

这是一个靠生孩子卖孩子为生的“妈妈”。

 

老农民倒是对来访的前辈们不设防，只是说起这件事就很无奈——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要生活下去，他们没有钱。

 

卖一个孩子能有两万块左右，这两万块，对他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这位老农民显然不了解艾滋病意味着什么，前辈们提及让他妻子接受治疗并让他也检测的时候，他拒绝了，只是嘟囔着没钱没钱，没钱治病，不卖孩子也活不下去。

 

前辈们知道这件事无法干预了，就走了。后来过了几个月，打电话过去，那位老农民说，他的妻子已经回缅甸了。

 

对于这种说法，前辈们自然是不相信的，但是顾及老农民实在不愿意说，也就没有强迫。

 

一两年之后，前辈们得知那个艾滋妈妈根本没有走，非但没有走，而且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大眼睛，很是可爱。

 

在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其实现在母婴传播这条途径还是相对可控的。

 

艾滋妈妈通过孕期的用药，剖宫产分娩，婴儿出生后用药以及配合人工喂养，是可以进行阻断的，也就是说，艾滋妈妈也完全有可能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

 

当然作为艾滋病患者来讲，不生育是最明智的，可是如果要生育，就一定一定一定要进行阻断，不能讳疾忌医。

 

回到这件事上来，当前辈们再一次得知相关消息，听到的就是艾滋妈妈的死讯了。

 

她们跟领导反映了这件事，听说当时也联合了公安部门，寻找过这几个艾滋宝宝的下落，但是至今没有音信。也许，都不在了吧。

 

贫穷可怕，愚昧比贫穷更可怕。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真的不像想象得那么美好。